市场上有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利差收窄、互联网金融崛起改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过去持续十多年的“高增长、低不良、高效益”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进入到“低增长、高不良、效益滑坡”的新阶段。上市银行的业绩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2014年净利润平均增速为11.9%，比2013年下降了3.2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进一步下滑至7.6%，五大行的净利润增速全部下滑至1%左右；从资产质量情况来看，2014年末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680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38.9%，2015年一季度进一步增加896亿元至7576亿元，2014年末不良贷款率1.22%，比2013年上升24BP，2015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11BP至1.33%。经济新常态正推动商业银行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带来诸多不利因素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动力，即新常态下的商业银行结构调整和动力重塑。本文将从六大方面分析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动力。

一、利率市场化为商业银行发展注入新活力

5月11日开始，我国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已扩大到1.5倍，距离全面完成利率市场化仅一步之遥。从美欧日等成熟经济体的经验看，利率市场化一方面使银行存贷利差短期收窄并逐渐达到均衡，给商业银行利润增长带来压力，一些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甚至破产倒闭或被并购，另一方面，一些银行抓住了市场化机遇，重构发展模式，化危为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向社区金融和中小企业金融成功转向的富国银行、专注于托管和清算服务的纽约梅隆银行等。

从我国情况看，利率市场化将给商业银行带来三大机遇：

一是重塑商业模式。管制利率放开后，银行将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自主决定并通过市场工具主动管理资产负债结构。利差保护被打破，商业银行的定价水平将取决于资产运作能力和核心负债拓展能力，倒逼商业银行加快改变依赖存贷利差的传统发展道路，根据自身优势和客户定位重塑商业模式。

二是加快结构调整。当前我国一方面是货币总量宽松，货币产出效率偏低，2014年末M2与GDP之比达到1.93，同期美国仅为0.67，另一方面国家仍处于重要建设发展时期，存在巨大融资需求。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将更有动力寻找和配置高收益资产，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零售的信贷投放，以对冲利差收窄对利润的影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结构调整。

三是拓展衍生品市场。利率市场化后，利率的波动性加大，利率风险逐步显现，来自客户的避险和套利需求增加，为商业银行开展利率衍生品代客业务带来机遇。美国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衍生品交易迅速崛起，商业银行和存储机构持有的利率衍生品名义本金自2010年后稳定在190万亿美元左右，约为其债券市场交易规模的15%。我国2006年推出利率互换后，利率衍生品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到2013年末名义本金仅2.8万亿元，不到债券市场交易量的5%，发展空间巨大。

二、“互联网+”助推商业银行服务新革命

“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是互联网思维与传统商业模式的全面融合。互联网+金融推动以网上支付、余额理财及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2014年末，“余额宝”达5789亿元，P2P平台增至1575家，全年成交量突破3280亿元，网上支付近9万亿元，渗透率达到46.9%。这既使商业银行建立在众多实体网点和庞大营销队伍基础上的渠道、服务和获客优势快速衰减，同时又为商业银行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展服务革命提供了契机。体现在：

一是提升客户体验。互联网技术将大大缩减商业银行的交易处理时间，提高风险识别效率，实现付款、理财及贷款的即时处理，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特别是建立在人脸识别技术上的远程开户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取得重大突破，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全面提升客户体验。

二是改变获客路径。电子商务的积聚效应推动形成“平台经济”并实现快速发展。每一个平台背后都聚集了大量个人和企业客户。商业银行通过与各类平台合作，批量获客，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客户和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例如上海银行自2014年5月与支付宝合作开发线上国际汇款业务，不到一年业务量达到11万笔，新增客户6万户，是过去全年业务量的35倍。

三是降低运营成本。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商业银行实现批量化业务处理，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据统计，阿里小贷每日发放贷款超过8000笔，单笔信贷成本2.3元、客户3分钟获得贷款，传统银行单笔信贷成本在2000元左右，发放贷款最快也要1天时间。同时，基于微信等新媒体的病毒式推广和网络自发传播，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产品信息推送至数以万计的客户群体，使营销成本大幅降低。

四是创造市场机会。“互联网+”时代将催生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新机构群体，如P2P机构、互联网理财、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石，商业银行可以因此争取到新的目标客户和资金监管、清算等业务机会。商业银行也可以与这些机构在风险管理、产品设计与营销等方面开展合作，形成新型竞合关系。

三、“双轮驱动”引领商业银行业务拓展新领域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逐渐转向“双轮驱动”。一方面，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日益提升。“双轮驱动”将为商业银行业务拓展开辟新领域。

从第一个轮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近年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但贡献率仍高达47%，对GDP增速的拉动在3.6个百分点。在新旧常态转换过程中，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推动银行在更高层面参与，打造银政合作升级版。表现在：

一是合作更加安全。去年国务院发布43号文，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建立地方政府财务硬约束。今年财政部推出以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的方案，将有效释放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风险，提高主要资金提供者——商业银行资产的安全性。

二是项目质地更高。在债务硬约束下，地方政府项目审批和建设相比以往更谨慎，将把更多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债务结构更合理，偿债机制也更有保障。

三是方式更加多样。除传统信贷之外，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身客户、资金和风险管理优势全面参与PPP，并打造PPP+B（bank）模式。还可以参与承销地方债，开展资产证券化，形成全方位、多元化合作。

从第二个轮子（创新创业）来看，政府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格局，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商业银行带来巨大市场空间。

首先，创新创业带来新市场。我国将形成一批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培育众多天使投资人和创业投资机构，孵化一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商业银行带来一大批有潜力的客户群体，并带来信贷、投行、资产托管等业务机会。

其次，创新创业催生新体制。创新创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大多具有轻资产、重投入、高效率的特点。传统体制下的银行难以满足其金融需求。为此，国家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治理体系改革，设立从事科技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如上海银行最近开业的浦东科技支行，建立专门的体制，实施专业化经营，全面整合科技金融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同时，市场也呼吁允许商业银行设立直投子公司，打造与创新创业企业相匹配的投贷一体融资体系。

最后，创新创业推动新模式。创新创业企业的高成长、高波动、高风险“三高”特性与商业银行的传统风险偏好存在较大差异。商业银行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构建新的服务模式。一种是与政府、科技园区等合作，通过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抵补信用风险。另一种是与PE/VC合作，将创业企业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结合，通过分享股权增值收益覆盖信用风险。

四、“大资管”时代加快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新布局

当前，我国正快速步入“大资管”时代，2014年末，银行、信托、保险、证券、基金五类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50万亿元，形成“五分天下”的行业格局。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驱动力将从居民收入增长和监管套利转向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脱媒深化。尤其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将改变社会资金流向，加剧商业银行存款理财化、信贷证券化的“双脱媒”趋势，在促进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商业银行加快混业经营新布局。

从发展趋势看，资产管理行业和金融市场格局的演变带来社会融资方式的改变和金融脱媒的深化，推动商业银行实现四大转变，成为横跨各金融领域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

一是从资金提供者转变为资金组织者，借助渠道、客户、信息优势，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同业合作等，撮合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提供专业配套服务，由融资到融资融智相结合。

二是从主要参与货币市场到同时涉足资本市场，通过资产管理、投行以及金融市场等业务更多参与到资本市场中，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借助平台优势，成为资本市场深度参与者。

三是从资产持有转变为资产持有与管理并重，依托金融市场，通过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等方式，实现资产的流动，提高资产的产出效率。

四是从交易为主转变为交易服务并重，更多发展代客业务，为客户提供各类交易服务，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和资产增值需求，成为市场交易服务商。

从监管环境看，“大资管”时代，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之间的资金流动、客户交叉、产品合作日益频繁，行业边界日渐模糊，推动金融监管更加市场化，为商业银行开展混业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各金融业态的特点来看，商业银行强大的资金实力、庞大的客户基础、便捷的服务网络、高效的风控技术，使其在混业经营过程中最具优势，最有条件作为金融控股平台，布局其他非银行金融领域。

五、“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拓宽商业银行跨境服务新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为商业银行拓展跨境业务打开市场空间。2014年是我国资本净输出元年，“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资本输出步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推动大量境内企业走出国门开展跨境投资。“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近1/3，国际贸易占全球的近1/4。目前我国在沿线国家的在建项目有70多个，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带动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随着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一数字有望快速增长。大量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客观上要求国内银行走出去设立分支机构。目前，我国仅有9家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中的14个国家设立了33家机构，与实际需求相比存在较大缺口。

同时，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巨大信贷及融资代理业务。仅中行、建行、工行和国开行目前储备的项目融资金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已达2360亿美元。巨量贸易融通将带来结算、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货币互换等贸易金融和衍生金融业务。此外，亚洲债券市场的逐步开放，将进一步拓宽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范围，带来大量市场清算业务。

与此同时，“自贸区”战略为商业银行拓展跨境业务打开政策空间。无论是实体经济对外投资，还是商业银行开展跨境业务，都以金融业对外开放为前提。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例为6%，而发展中国家和东南亚的平均水平为20%~30%，美国超过30%。未来,我国对外投资能否快速增长、人民币国际化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政策尤其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通过在自贸区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为我国商业银行拓展跨境业务打开政策空间。

六、国资国企改革创造商业银行改革新机遇

我国商业银行初步实现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但真正市场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造成“体制内的管理者、半市场化的组织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困境。本轮国资国企改革为商业银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了新机遇。

一是深化公司治理改革。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引入民营资本，实施混合所有制，形成有效制衡、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股权结构。一方面，民营资本的引入为商业银行注入活力，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将推动商业银行真正形成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让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高管人员管理、薪酬管理和风险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是实施股权激励。国资国企改革为商业银行实施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创造了条件。通过股权激励，将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有机结合，实现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效捆绑，将极大激发员工的积极性，释放生产力。

三是整合金融资源。在国资国企改革的背景下，以商业银行为平台，通过资产、业务甚至公司整合或并购，实现资源集聚，打造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于一体的金融控股公司，既可以提升商业银行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又解决了地方金融资源分散、缺乏协同效应的问题。

新常态是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演变的趋势性变化。经济新常态催生金融新常态的过程，也是商业银行实现发展动力转换、重构商业模式的过程，也必然是优胜劣汰、分化发展的过程。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关键取决于转型方向、转型速度和战略执行力。可以预见，部分银行将因转型不力，错失机遇，陷入困境，另一部分银行则以变应变，快速转型，以新的商业模式实现新的飞跃。 

上海银行总行副行长——贺青